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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蒙德·卡佛:未竟的长篇

作者:本站 | 分类:当代文学| 浏览:92

卡佛的诗全集《我们所有人》中收录了一首题为《婚姻》的诗:那是清晨,鸟儿们都出去了。

后来,他用一把椅子把门撑开,好让春天的空气和光线进来。 父母的婚姻生活对年幼的卡佛造成的是情感上的颤栗,瞬间的恐惧,长久的哀伤和孤独。 等到他亲历自己和玛丽安的婚姻时,他开始察觉到,事件与情感背后,彼此选择互相伤害的目的是为了逃脱。

“把门撑开,好让春天的空气和光线进来。 ”叙述者开始在孤身一人的清晨渴望从门的另一侧获取暂时的解脱。

这并不意味着在卡佛的眼里,他的父母,包括他与玛丽安不够恩爱。

在《火》一文中,卡佛写道:“有很多很多年,我和妻子搬来搬去,就为了头上能有片屋顶,桌上能放上面包和牛奶。

”只是当爱情和窘迫的生计捆绑在一起时,谁会去为前者辩护?这种对婚姻的认知在卡佛笔下成为主角们始终要面临的困境,他们不得已消耗彼此间的信任、为各自的窘境买单,还要依靠它维持岌岌可危的现状。 但卡佛已经足够幸运。 在搬家已成常态,贷款上学、养孩子、换工作接踵而至的生活里,卡佛在看不到出路的写作过程中变得好像一个敏感脆弱的大男孩,玛丽安担任起那个给予卡佛认可和支持的角色。 她放弃了进修的机会,花费更多的精力寻找“牛奶和面包”。 回忆录里,玛丽安把自己看作是在“雷的写作活动与我们的家庭之间走钢丝”。

这种生活状态一直从五十年代末持续到七十年代初。

一九六七年,卡佛的短篇小说《请你安静些,好吗?》首次被选入《一九六七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》,卡佛庆祝这件事的方式是带着书睡了一晚。

次月,卡佛独自一人前往法院,接受自己的破产判决。

随着第一篇小说取得“成功”,卡佛又有《六十英亩》、《肥胖》、《邻居》等寥寥几篇在杂志和选集上发表。

这些成果并没有帮他积累多大的声誉,也未能有效地解决他和玛丽安的生活状况。 对于卡佛来说,这十多年来的创作历程属于习惯和风格的养成期。 杂务缠身,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构思长篇小说,卡佛养成了随时写一些短诗,两三天完成一篇短篇的创作习惯,然后在一次次的修改中让作品成型。 至于这种日后被无数作家模仿的风格,与两个人密切相关。 其中一位是卡佛1958年小说创作课的教员约翰·加德纳——成名于七十年代的小说家。

加德纳教给卡佛的是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准确的意思,“别写得跟烟灰色的玻璃似的。

”他的《狂怒的季节》就是在加德纳的指导下完成的。 可以说,卡佛日后形成的那种以凝练简洁的文风、叙事上的空缺和情绪的留白,塑造现实感和隐喻叠加的创作风格,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加德纳的启发。 在《约翰·加德纳:作为老师的作家》中,卡佛觉得自己欠了加德纳太多:“但我把自己看作得到过他的批评和他慷慨鼓励的最幸运的人。

”另一位则是彼时卡佛的小说编辑戈登·利什。 与利什的合作经历可能是卡佛创作生涯中最受争议的部分。 当时声望不高的卡佛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作品发表渠道,就任于《先生》杂志的利什是为数不多赏识卡佛的人,但利什对稿件的处理似乎超出了编辑的范畴,他未经卡佛同意就对稿件中的字句段落进行删改。

这种做法让卡佛在急需认可和自我怀疑间来回摇摆。 结果是,卡佛在恳求利什还原稿件无望的情况下默许了这一切。

一九七六年,短篇小说集《请你安静些,好吗?》在利什的“帮助”下出版。

这是卡佛的第一部小说集,书的献辞页写着:“谨以此书献给玛丽安。

”书中的《学生的妻子》、《请你安静些,好吗?》和《他们不是你丈夫》等短篇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利什修改过。

卡佛的笔记本上写着契诃夫的一句话:“没有必要描写很多人物,重心应放在两个人身上:他和她。 ”卡佛表示契诃夫是自己最钦佩的作家,而他抄写的这句话也概括了他自己小说中的某些特质。

比如那些走向不明的开放式结局;比如服务生、职员、丈夫和妻子是他作品中永远的主角。 还有他在婚姻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于男女关系的思考,在后期出版的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、《大教堂》里,他可以通过看似平常的,没有恶意的对话展现男女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,被省略的叙事段落形成加德纳所说的——“烟灰色的玻璃”。 那是对婚姻和家庭毫不做作的隐喻,文字背后可能潜藏着冷漠、背叛,甚至暴力。

收录在《大教堂》中的《小心》讲述了妻子去找与自己分居的丈夫进行一场谈话,丈夫因为耳朵被堵住没法将对话进行下去。

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描述了妻子如何帮助丈夫掏耳朵,结尾以妻子离开告终。 卡佛没有在小说中提及这场谈话的内容,而借妻子之口说出的:“劳埃德,我们得谈谈。

不过,事儿只能是一样一样地干了,谁着急都是瞎掰。 ”暗示了他们似乎面临着离婚或者别的问题。 丈夫耳朵被堵可以理解为他在逃避这场谈话,同时也暗示了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始终阻碍事情向前发展的隔阂,彼此都无能无力,如同这场谈话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。

这是卡佛小说中的角色面临的又一个困境,他们渴望改变现状,但却做不到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变得不再有意义。 因此,“极简主义”并不意味着这些小说在视野上的狭隘。 日后被贴在卡佛身上的这个标签如同契诃夫的“他和她”,只能当作部分有效。 斯克莱尼卡在《卡佛传》中写下:“由于《请你安静些,好吗?》的出版,一九七六年似乎成为美国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开始复苏的一年。

”对卡佛来说,这是斗争即将告终的一年。 一九七七年,卡佛完全戒掉了酒;一九八三年,卡佛出版了他的代表作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,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,一万五千册精装本已经售出而且开始加印。 四十五岁了,卡佛迎来了自己的职业巅峰,未来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。

这些偶然中必然得到的一切让卡佛觉得自己如此幸运,他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 一九八二年,卡佛与玛丽安离婚,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同为作家的苔丝。 他不再接触烟酒,变得自信了一些,写作状态愈渐平稳,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自己最满意的短篇集《大教堂》。

卡佛表示《大教堂》“和我早期的小说不同,写它时我有种开窍的感觉”。 也许卡佛可以做到更多。 他拥有了充足的创作空间,不必去担心面包和牛奶的问题,也许,他能够在那间敞亮的书房里完成自己一直以来想写的长篇小说。 也许,他可以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带来更多。

一九八八年八月二日,卡佛因癌症去世。 斯克莱尼卡在传记中写道:“第二天凌晨,雷的呼吸越来越困难。 埃斯蒂斯叫醒了苔丝。 她手抚着雷轻声与他说话,但是,卡佛没有回答或睁开眼睛。 ”卡佛的长篇小说《奥古斯丁笔记本》的片段收录在《需要时,就给我打电话》中,他答应写给出版商希尔斯的另一部长篇也未能完成。 美国后现代作家E·L·多克托罗把写长篇小说比喻为:“在雾夜里开车长途旅行:尽管你只能看到前方碑车灯照亮的那一段道路,但是只要你有一张地图,那就可以走完全程。

”卡佛如同那个雾夜中的旅人,他的写作和生活长久以来只属于那被车灯照亮的一段道路。 他没有地图,他无法得知路的更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什么,但他确实耗尽了自己走完了全程。 而这里不再有一个卡佛式的开放结局,事实确凿无比:雷蒙德·卡佛死了,一切结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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